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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报禁解除前后

2018年05月26日 00:00:00 浏览:46618次 来源:新新史海春秋 供稿

        本文原载于《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4月下旬刊,南方朔口述,韩福东撰稿,原题《台湾报禁解除前后》。

 

        南方朔每天坚持用笔写作。他是台湾最负盛名的政论家之一,高产,而且质量上佳。这个“台湾新闻界最用功的人”,“替台湾读书的人”,自30多年前进入媒体以来,一直与台湾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亲历并见证了台湾媒体解禁前后的风云变化。

 

        1988年元旦,国民党在台湾执行了近40年的报禁政策,跟在党禁和戒严令后面,正式成为历史的陈迹。

 

        台湾解除报禁于今已整20周年,南方朔的口述,也只是为我们提供经由他记忆拣择后个人耳闻目睹亲历的片段。但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片段,让历史在我们面前变得丰满起来。

 

软性威权到了尾巴

 

       1972年,我进入《民主晚报》,这是一个很小的报纸,我的薪水一个月才1500台币。当时我已经是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的硕士,是第一个台大硕士毕业当记者的,算是学历最高的吧。我的专业跟植物化学有关,当新闻记者完全是不相干的,偶然进了媒体工作。

 

        那个时候台湾还是一个蛮落后的社会。在媒体发展的初期,记者是没有地位的。报纸对低所得社会而言属于高消费品,销路因此不是挺多,它的生产规模小,加之新闻管制,不可能报道太多东西。所以无论从告知的效果,还是娱乐的效果讲,媒体都不是那么重要。

 

        我在《民主晚报》的收入,在当时的台湾还是属于低等,不能活。所以没办法,我又去台湾省政府办的日报——《台湾新生报》里面兼职,不是正式职员。晚报是上午工作,中午就下班了,我再去日报。《新生报》是官方的报纸,那个时代公务人员系统的待遇还好,加上日报的销量在台湾总体比晚报好,虽然是兼差,但还是每月领3800块,两边收入加起来了就不错了。

 

        那时候,整个政治环境的白色恐怖开始慢慢变淡。根据台湾的经验,由一个很严密的威权社会,变成柔软的威权,再由柔软的威权转变为开放,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

 

        1972年,台湾的软性威权到了尾巴,尚未最终解体。当新闻记者不能乱报新闻,要老老实实,不可以在文章里面掺沙子,不可以指东骂西,不可以跟异议人物有太多接触……以免惹到麻烦。

 

        我在《民主晚报》和《台湾新生报》跑政治新闻,那时,如果不是官方发布的政治新闻,报出来就会有麻烦。那个泛权威性,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

 

        新闻记者都喜欢跑独家新闻,因为我在国民党里面当官的朋友还挺多的,所以他们有时会说:老王啊,弄一点新闻给你。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官方还不想发布的,甚至还是泄露了一点机密的消息。

 

        我们小记者跑新闻,每天回去都要填稿单,报告我们今天跑了什么新闻。如果有政府机关没有发布的独家新闻,要特别注明。这种情况下,采访主任或主编一般会把我们找去,说这个新闻既然政府都没发,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发好了。那个时候《台湾新生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中就有这样的麻烦。

 

安全室与黑资料

 

         那个时代的报馆,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安全室,专门管安全,看你是不是有忠贞的问题,匪谍的问题。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的。在台湾,衙门里面的安全室,是人人都敬而远之的部门。他们也就是两三个人,到处串门,东打听西打听,然后记些资料,打小报告。

 

        我就是在安全室有案底的。我跟《台湾新生报》的社长也算是朋友,我递了辞呈要去《中国时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当年一来这边兼职的时候,他就准备把我升成正式职员的(正式职员月入大概5000多块),但是安全室一直有意见。安全室的权威是比社长大的,他不让我升,我只好一直兼职在这干了大概三年。

 

        我知道之前肯定有把柄落在安全室手里。在进新闻界之前我就有黑资料,我硕士读完,和一群学生搞团体,搞东搞西,被“调查局”抓到过。可是我们做的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就说对我们宽大为怀,不办我们。这种事情在全世界的特务系统运作中都有,有个术语叫做“设局陷害”,也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小事情把你套住,不办你,让你紧张,以后要跟他们合作。

 

        我是很早就被设局陷害的。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很长时间内,总是有“调查局”、“警备总部”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喝咖啡,“你跑新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

 

       《台湾新生报》在台湾政治发展早期的时候,是一个案子蛮多的报纸。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福建人占多数,财经界、农业界、媒体界有很多福建人。那个时候国民党一下子来到台湾,人很多,位子少,就斗来斗去,福建人在1950年代被斗得很惨。《台湾新生报》早年还出过一些福建籍名记者,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被判成匪谍罪了。所以报纸就成了惊弓之鸟。

 

        那个时候台湾的媒体,没有一点关系是不可能办的。《民主晚报》是政府里面一个管财务的官员退休下来办的。《民主晚报》也没有什么立场,那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必须根据上面的规则出报纸,还没有特别敢跟政府唱反调的。

 

        台湾在很长的一个时段里,特务系统比较厉害,而且特务系统是直接进到印刷厂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检字工人根据手写的稿子检字。假设是特务系统派的工人,他就会把稿子影印一份,送给特务机关。特务机关根据笔迹就会知道是谁写的,躲都躲不起来的。最先的时候,大家是用匿名写,发现不行,笔迹会被认出来,后来就在把稿子交给一个杂志时讲明,这个稿子要重抄一份,再去检字。每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几乎天天都换笔名的。我在《民主晚报》时开始给外报写评论,都用笔名发表,我自己不知道有几十个、几百个笔名,搞不清楚了。

 

        我第一次用南方朔这个笔名,是在1970年代末,在《夏潮》杂志上发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大学杂志>阶段的量底分析》。那篇文章好几万字,很有学术味道。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学杂志已经关闭了。很多人还在猜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务机关都不知道。过了好多年才被别人讲出来,所以没有给我惹什么麻烦。

 

       《大学杂志》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有的,我是杂志108个社委之一,正好是108条好汉。校园读书人办个杂志,上面会容忍一段时间,等杂志开始有影响力了,他们就会注意你。媒体管制也是看影响力的,报纸、周刊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电视以后,电视影响变得最大了,政府就开始注意电视。月刊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杂志》是月刊,管制就松一些。

 

        《大学杂志》在我去《民主晚报》不久就被查封了。它最先的时候是很有校园特性的一个杂志,谈些风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会变化,对新闻管制者来说无所谓。后来杂志的成员变了,开始关心本地新闻,谈论本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它关心台湾农村贫穷问题、政治不民主问题,以及“中央民意代表”不改选的问题。这就碰到忌讳了,踩到了政府的痛处。真正有影响力就是在转变之后,早期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所以我们谈论《大学杂志》一般都是谈它的后期,

 

        那个时候我是记者,很忙,有参与一点点,不是那么核心。后来杂志被查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台湾软性威权刚刚开始要瓦解,风气还是蛮紧的。坦白说,可以办个杂志作出气孔,已经可以偷着笑了。杂志被禁了后,在时事圈算是个大新闻,大家骂成一团,但被禁了也就禁了。

 

松动是一个过程

 

        1977年中坜事件时,我刚刚进《中国时报》。中坜事件是一个暴动,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台湾的大事情,但当时报纸都没有新闻报道,过了好多天,大概一、两个礼拜,《联合报》才敢登出来,大概是事情已经过了,加上他们跟上面有一定的沟通,所以才开始报道。我所在的《中国时报》一直都没有报道这个事件。

 

        1970年末到1980年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比较松动。媒体的经营者,也比较会去争取,他们都去跟高层讲话,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可以登之类的。高层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整个社会的演变,高层的沟通,这两个因素使《中国时报》言论尺度会比较宽松。那个时候只要不替反对派宣传,有什么事件发生,是允许报道的。

 

        我的角色比较独特一点,之前搞反对派的人长期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跟他们来往,还写文章支持他们。这些特务系统都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没事被盯得很紧的一个人。在“高雄事件”(美丽岛事件)之前,台湾政治情况已经开始很敏感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国民党里面所谓的打手派的人也都出来了,和党外势力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那个时候除了执政的国民党外还没有其他政党,反对者我们叫做“党外”。

 

        那个时候媒体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空间,但是不能帮党外势力宣传。上面的人跟《中国时报》老板讲,王杏庆不好好跑新闻,每天跟那些人搞东搞西。老板也不好随便开除我,就把我冷冻,让我不要跑政治新闻,改个角度,在报馆做改稿副主任,改一些小记者写的没什么水准的东西,坐冷板凳。当新闻记者坐冷板凳是很生气的一个事情,这明摆着叫我走路嘛。我就辞职,去了台湾高雄的《台湾时报》。因为是地方的一个小报纸,管制比较松一点。

 

        “美丽岛事件”是媒体的大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包括打警察什么的,媒体都有登的。这个事情是国际关注的焦点,那个时候不公开审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所以媒体要全面据实的报道。庭审时每个人的讲话都是全笔录的,全场下来就是好多万字啊。所以每个报馆都是派一组人去,这个小时你来笔录,那个小时他来笔录。我也参与其中。

 

        等到“高雄事件”发生后,情况改善了,《中国时报》的老板又叫我回去。1970年代末,新闻环境开始有些变化了。因为那个年代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报纸广告就多了,记者们的待遇也就好了。战后出生的、学历比较不错的人,也开始进入新闻界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台湾新闻的扩张期。报纸发展比较快,基本到了1980年的时候,《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报,每天都能卖到一百万份。那个时候有一句俗语:办报纸跟办印钞厂一模一样。我去《中国时报》时,收入就是每月一万块了。在“高雄事件”之后,台湾才开始有环保运动的报道。很多话题,民权运动、环保运动都是外国人搞起来之后,台湾才跟着搞起来,跟着别人走。

 

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回《中国时报》以后,我就开始做专栏主任。我在《中国时报》是二进二出。因为无论怎么讲,我都是有案底的。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台湾的政治比较动荡,蒋经国的身体不好,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右派和自由派又斗得很厉害。有一阵子右派比较强,媒体又开始紧起来,压力就会转到《中国时报》老板这里。我当时是副总编辑,感觉自己受到限制,不爽快,就走掉了,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离开《中国时报》,我去了党外杂志《前进月刊》,它的前身是《前进周刊》。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新闻特性的刊物,专业性强一点,不是乱骂人的。在那个时代,非主流的党外媒体非常发达,有一堆周刊。这中间,《前进周刊》是最好的。很多新闻界的人都匿名在里面写稿。《前进周刊》后来被禁了,就改出月刊了。我去时,那个单位没有几个人,我当总主笔。

 

        我在《前进月刊》呆了一年多。我在《前进周刊》经常被约请喝咖啡。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反正写文章的人,文章写出来了,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而且没有什么大秘密嘛。只是要应付他们,打哈哈。

 

        在《前进月刊》的时候,1986年夏天,《前进月刊》领导风潮,率先在台湾搞街头群众运动。所以他们说南方朔是台湾群众运动老祖父(笑)。那次党外人士林正杰要坐牢,我们就根据坐牢这个题目诱发一场群众运动。这基本上是台湾第一次和平的群众运动。之前的美丽岛事件和中坜事件不是群众运动,那叫暴动。街头都闹翻天了,但之后也没事啊,那些人胆子才大起来,赶着在1986年9月28号宣布组党,这次群众运动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开放报禁后

 

        然后媒体就开始要解严了。民进党组党后,国民党才开始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解除戒严。搞政治的都搞政治去了,我们不搞政治的一堆人就开始办《新新闻》周刊。

 

        我只能说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媒体人。那个时候台湾需要客观公正、有一点批判性的公共媒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的本业。党外杂志等于是造反的杂志,《新新闻》和党外杂志不同,是专业性的新闻杂志,都是资深媒体人在做。

 

        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管人,我就只管自己的笔,管自己读书。《新新闻》创刊以后,我就专任总主笔。接触西方的新闻界,就会有很多感触。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很重要的记者会上,看到很多欧美的白头发记者,台湾没有,都是些二三十岁的记者。记者应该是越老越值钱,怎么变成越老越不值钱了呢?如果你没有经过几十年累积,你怎么写政治新闻啊?有鉴于台湾这种现象很难改变,改善不了,所以我改变角色,开始走学问的路线。我自己觉得新闻这个行业不是我的终极行业,那个时候不再抛头露面,开始读书,写一些评论,理论性的东西,写写文化。开始转型。

 

       《新新闻》的创刊是在1987年2月,民进党组党之后,解除报禁之前。即使在解除报禁以前,在台湾要申请杂志也是很容易的,都会准的,只是事后如果违规了,很容易被查禁。它是事后审查制,很严格的,出了一点纰漏,马上就禁掉。曾经有人出了一大本资料档,搜集台湾到底禁了多少杂志,很多。

 

        《新新闻》一直办了很多年都没有被禁过一期。《新新闻》的人都很有点知名度,不是马马虎虎、乱七八糟的人,在整个台湾社会的评价都是不错的,你凭什么禁人家?

 

        从《新新闻》创刊到解除报禁,还有一段时间,它基本上是解除报禁之前这段时间台湾最重要的媒体。解除报禁之后,台湾杂志开始无所禁忌,后来《新新闻》的功能就慢慢地被取代了。

 

        媒体解严是大势所趋,管制慢慢放松是时代变化的风向。1984年“江南案”的发生,让右派——所谓的强力镇压派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发言权就变弱了。在国民党内右派和自由派,再简单一点说就是王升派与李焕派的斗争中,王升派就开始靠边站了,台湾社会就走向开放。那个时候也是蒋经国身体很差很差的时候。事实上,根据他们后来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蒋经国那个时候已经考虑开放党禁、报禁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选举了。

 

       1988年1月,台湾解除报禁,当然影响很大了,非常非常大。台湾以前的报纸,是限张的,只有三张。因为张数很少,而广告很多,所以就把字缩到好小好小,一份报纸甚至可以排27栏,正常大概是21栏,这样可以多装些新闻内容及广告。因为报纸影响力很大,还不是随便申请的。解除报禁,限张也就解除,牌照限制也解除了。

 

        因为报纸是资本密集性产业,没有很多钱办不成的,所以也不会一下子出来很多很多报纸。但报纸版面可以无限的扩张了,所以新闻量就增大很多,记者因此也需要很多。所以台湾开放报禁之后,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台湾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报纸的竞争就激烈化了,广告和记者薪水也增加了,新闻界开始进入了一个需求导向的扩张阶段。那个时候台湾新闻界的资深记者一个月拿到八万、十万台币都蛮正常的。在台湾算是高收入了。所以台湾的大学考试,新闻系排名快速飙升,因为就业机会好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概1990年代末经济开始不景气时。

 

媒体越来越娱乐化了

 

        解除报禁后,媒体几乎没受什么审查,松了很多。有些时候,新闻自由简直是到了离谱的地步。国民党内斗的时候,台湾选举的时候,是媒体最离谱的时候,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没人管。

 

        目前台湾的新闻界,当政治一有竞争行为,立刻大幅宽松,一稳定下来,就开始紧缩。比如说,民进党当政的初期,新闻界是比较宽松的,陈水扁权威一建立起来之后,他的那套意识形态很强的时候,新闻界就不自由,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唱衰台湾、不爱台湾了,搞久了你就不敢写了。后来他弄了一堆贪污案,被人家骂得缩头了,新闻就又自由了。

 

        台湾从党外杂志开始到现在,都有一批胡说八道的人。包括现在政治脱口秀栏目中的一些政治名嘴,一天到晚都胡说八道。在西方,媒体有很强的纪律性。你只要造谣,人家马上说我们法庭上见。台湾人比较马虎,不是很喜欢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大家都稀里糊涂,所以就产生了一堆恶搞的人,造谣生事,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觉得是有很多原因的。台湾媒体的很多事情是无法无天的。

 

        这跟政府长期以来的无能有关系,政府管不了这些,随便你们搞,只要不搞出人命来。最典型的,台湾现在有好几百家地下电台,只有台湾才有这种情况,全世界再自由的国家都没有。电台的频道都是公共频道,需要申请,缴税,不可能买一个发报机就弄出一个电台来。不合法,也不合基本公平原则,不合专业规矩。但是以前在国民党时代,就不敢取缔,试过几次,闹出群众纠纷,就不管了。国民党时代留下一大堆地下电台的尾巴。民进党上台后,因为地下电台基本是帮助他们说话,所以民进党也不管。
 

 

        需要强调一点,我觉得应该比较辨证的看待戒严时期和解严时期的媒体。不要老是绕着戒严、白色恐怖跑。这种单一史观解释,把媒体更大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都忘掉了。戒严时期,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媒体有一批人很努力,在台湾的行政合理化、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民怨的解除等方面,做了很多贡献,现在大家都疏忽掉了。那时,只要你言之合理,谈政府都市计划、环保和财税政策的不对,政府也愿意改。这对社会的进步贡献是更重要的,是最基本的。假设一个社会不进步,也不可能民主,假设政府不改革,老百姓没有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会有后来的民主化。我们怎么都忘记了呢?!

 

        比如说,今天在台湾基层组织很健全,如果你来台湾,我一定鼓励你去看看区公所,台湾最基层的组织。老百姓来这办个图章证明、身份证之类,表格一申请,在旁边站着,过一下马上就拿到了,一点都不哆嗦。以前,对不起,两天以后过来拿,要跑两趟以上。

 

        媒体在戒严时期对台湾做了很多贡献。解禁后反而糟糕了很多,媒体越来越娱乐化了,在公共政策上没进步,反而退步。因为讨论公共政策不媚俗,不哗众取宠,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怎么好玩。现在出了一个事情之后,你骂他,他骂你,争不出一个结果出来。以前那个时代不是,以前是谈专业的。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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