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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体制是如何扼杀创新的?

2018年04月06日 00:28:00 浏览:44266次 来源:全球创新论坛 供稿
✎ 编 者 按 

        如果中国科技界不能从“唯SCI(科学引文索引)打榜是从”的陷阱中超脱出来,建立以“什么是科学”标准为核心的判断和汇聚机制,一切科技创新的美好愿望最终在操作层面都会转变成“严禁创新”的实际结果。

        艰巨的挑战,同时也正是原创学诞生的机会。

来源:纯科学

作者:汪涛

大好形势背后的危机

 

        翻开今天的中外媒体,充斥的全是中国科技飞速进步,感觉全是马上要领导世界的架式。


 

甚至在军事科技上,中国似乎也在开始碾压美国了

 

        在国内主流媒体上类似消息也大量出现。

 

        2016年中国科技论文数量超越美国开始让中国人信心爆棚。

 

        这些成就仅从论文统计数据本身角度来看,客观上确实是不错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地位与多年前已经完全不同,真正处于从跟随向领先转换的关键时期。但正因如此,一些最深层的问题要格外引起我们的关注。

 

         否则,在此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也曾处于与我们今天类似的地位,但在西方国家的大力捧杀下,并没有成功抓住历史机遇,反而在新科技方向的战略判断上一再犯下如第五代计算机计划这样愚蠢的错误。

 

        要实现从跟随向领导的转变,无疑需要进行大量最深层次的科技思想变革,改变以往存在的完全不适应创新、更别说是原创的科技体制。

 

中国政府长期大力推动创新

却始终摸不着门


 

        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地鼓励创新,并且这种鼓励的确出于强烈的真实愿望。就在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意见中除了继续倡导科技创新的理念外,还突出了原创性。


        “突出原始创新,促进融通发展。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定创新自信,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做出更多原创发现。”

 

        那怎么可能会在事实上形成“严禁创新”的科技体制呢?

 

        如果我们仅仅看科技论文的增长数据,甚至代表论文质量的被引用数据,都是像GDP经济增长数据一样强劲。以下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最新的主要统计数据。

        根据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变化情况。

 

        2007年至2017年(截至2017年10月),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205.82万篇,比2016年统计时增加了18.1%;论文共被引用1935.00万次,增加了29.9%,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6年上升2位。

 

         中国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虽与世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其他国家。

 

 致命的问题在哪里?
 


 

        这里先要简单说下在中国科技界大名鼎鼎的SCI,它的英文是指Science Citation Index,最初是由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 1925.9.16~2017.2.16)1960年创办的私人性质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推出的引文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是国际学术界评价科研能力的重要量化指标,其依据就是其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的引文理论。

 

        这个理论简单粗暴,但却很有效,就是以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分析来作为对一切科研评价的依据。如期刊某一个年份的影响因子就是该期刊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卓越论文”就是被引用次数超过平均值的论文。“热点论文”就是发表后最近2个月被大量引用,且两年内被引用次数排行榜进入本学科前千分之1的论文。

 

        你看,科学与娱乐传播是不是也很相像?能否进入SCI以及被引用次数,就是在全球科学家群里进行的“打榜”行为。

 

        中国科学界一再教育科研人员要长期甘于寂寞,脚踏实地。有“榜单”作为参考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可是整个中国科技体制近乎于采用与娱乐圈完全一样的“唯打榜是从”游戏规则,你让科研人员怎么淡定得下来?

 

        伽罗华发明"群论"50年后才被认可,50年内的影响因子完全为零。越是原创的东西,它的短期影响因子反而会越小,甚至为零,如果只以榜单为科学研究唯一考核标准,中国有哪个科研人员会去搞这种级别的研究?

 

        另外,这种考核很显然封锁了一个圈子,只有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有参与打榜的资格。所以非体制内的人想搞点什么原创明堂的话,要参与打榜都近乎于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中国人学习模仿能力是很强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模仿一下西方学者的创新能力呢?很遗憾,可能整个中国学术界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一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西方学者自己能说清楚他们的原创思维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如果西方学者们自己都没任何人说清楚的能力,中国人怎么学习和模仿?真不是他们故意保密不告诉我们,而是他们自己真的都说不清楚。

 

        再说一点,SCI数据库中的刊物,到2016年时中国只有185种。就算这185种刊物全部发表的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论文,简单地以平均每个刊物每年发表的论在200篇估算,发在中国SCI刊物上的论文每年低于4万篇,在2016年的29.06万篇SCI科技论文中占比也就在10%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大约90%左右最优秀的科技论文都交给了国外。这个局面让不让人窒息?我们表面看起来繁荣的科技论文数量,事实上是在帮助维持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科技领先地位。

 

        我们搞了“百人”“千人”“青千”“万人”“青拨”“长江”“青长”“杰青”“优青”......花了那么多钱兴高采烈地吸引国内外顶尖人才,再花巨资给他们去做研究,忙活了半天,研究出来结果最后又基本上绝大部分交给国外,为国际科学事业做贡献了,我们还为此得意洋洋当作自己的成就。

 

        当然,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民粹主义来看待这些问题。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成果可以交给任何国家的刊物去发表。但正因为如此,它确实就有一个没有国界的、谁的成果交给谁的问题。

 

        如果你说没国界的意思只是它意味着中国的科技成果交给别人,别人的成果都不会交给中国,你不觉得这个看起来很神圣的观点让中国纳税人实在是太憋屈了吗?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科技能力太弱,投入很少,每年科技论很少,在这个问题上也就的确不应该讲究太多了。

 

        但像中国这样要实现“中国梦”,科技论文产量都已经全球第一、优秀的科技论文数量也在向第一迈进,科技研发投入也越来越大的时候,还是科技成果绝大部分都无国界地交给别人,这个恐怕说不过去吧?

 

        如果我们再深入了解中国科技的体制,就会理解它们对创新窒息到什么程度。

 

中国科技体制“严禁创新”?
 


 

        仅仅有促进科技创新的意愿和宏观指导方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最后具体的制度和操作层面的规则来落地。

 

        搞清楚中国的科技体制是怎么最终落地的,它们的影响是什么,才会明白它们实际上起到的作用究竟是“促进”还是“严禁创新”。

 

        如果仅仅是论文都用英文且发表到国外,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所在。科技论文在相应刊物上发表主要得通过的关是这个刊物组织的“同行评审”。

 

        因此,中国学术界主要认可国外的科技刊物,事实上带来的一个深刻问题就是在科技成果的判断上对国外同行的深重依赖(尽管很多国外刊物的审稿人事实上已经是中国学者)。

 

        这直接对应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学术界难以对自己的成果做出有效的判断。

 

        要想立项拿到经费,首先立项评审规则中大量存在的判断依据就是:有没有来自国外的相应“参考文献”。如果没有,那么相应的分数是不可能高的。

 

        什么是原创?简单点说就是你找不到参考文献,因为只要存在参考文献,说明已经有人谈到这个原理,那你能做的最多就只是改进、修正和验证别人的原创了。

 

        我们在对SCI引文数据崇拜的时候需要仔细想明白一个细小的、但却是天壤之别的差异:自己的论文被他人引用数字很高才是很牛的,而不是你引用别人的东西越多就越牛。

 

        可是问题在于:最初开始进行立项的时候,别说是论文,连研究都还没正式开始,哪来的被引文数据?可是中国太过于依赖SCI这种类似娱乐圈的打榜判定标准,必须得有引文,那就只能有来自国外的参考文献,引用的参考文献越多评审分数就越高。这样从一开始你就没法做原创的东西。

 

        所以,有原创性的项目在中国科技界是绝对不可能获得立项的,更别提指南里根本就没有的原创了——唯SCI是从必须面对一个痛苦的事实:SCI只能判定结果,却不能对“在一开始判断哪些才是可以做出高引文成果的项目”的工作有任何帮助。

 

        无论在中兴、数码视讯还是在我自己创业的公司,我都直接负责过很多科技项目的立项,看过相应的评分标准,唯一的感觉就是:所有字里行间透露的就是一句让人根本喘不过气来的话——只许模仿,严禁创新。

 

        在一次军方根据模仿美军最新研究的技术进行预研招标上,我们提出了完全原创的飞轮船技术。看过之后评审组的专家们刚开始目瞪口呆,然后是疑惑不解地问这样的问题:


        “你们的船都跑起来了还参加预研招标做什么呢?”

 

         说得也是,我们都已经跑起来的产品,比这个模仿自国外的预研项目要达成的目标产品性能指标还要好得多,那还预研什么呢?但是,如果按这模仿的思路走,一般从预研到成为产品路还长着呢!光预研阶段一般就得3年。到和我们现在产品差不多的阶段,那至少得是8年、10年以后的事情了。


        “你们这样的话不是把我们这个预研项目给废了吗?”

 

        这、这、这...这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当然,项目组织方对我们还是非常客气,一再表示感谢对该项目的支持。我们也能理解,在现有体制下,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国内原创技术。现有的研究体制就是根据国内绝无可能有原创性的领先产品技术这个大前提而设计的。如果采用国内的原创技术,绝对是要“违反原则制度”的。

 

        有没有认真思考过最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盲目地倚重国外的判断?

 

        中国有句俗话: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做出创新、甚至原创性的创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关键的是:如果不具备对创新、尤其原始创新的判断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汇聚能力,其他一切都等于或近似等于零。无论你多么渴望创新,到最终落地的时候都会变成一堆禁止创新的规则。

 

为什么在鼓励创新的政策氛围里

最终形成的是严禁创新的科技体制
 


 

        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大规模的科技发展计划就是“863计划”。当年鼓励中国学者到国外发表论文,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对中国是有极大好处的。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基本都在国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科技界应该说基本是纯赚的。

 

        但是,随着中国科技水平越来越高,科技人才越来越多,这个本来是中国纯赚的科技规则就不断发生着性质的转化。当越来越多的中国顶尖水平的论文发表在国外刊物上,而且越来越变成天文数字时,性质就已经彻底变成荒谬之极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科技界自身也越来越觉得很不对劲,并且不时发出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无奈已经陷得太深,难以回头了。这种科技体制在跟随和模仿的时代是有效的,或者说潜在的问题不显得那么突出。

 

        但随着中国需要从跟随转向领先的时候,这种在跟随时代形成的严禁创新的科技体制,已经变成一道难以逾越望不到边的鸿沟、高耸入云望不到顶的屏障。

 

        如果中国仅仅是靠钱去吸引一批学者,当钱不再足够,研究成本越来越高时,就会像加工业一样再次外流。像施一公这样的杰出学者成批地回国,但他们有一些又开始回流到国外,或是从像清华这样的国内顶尖学府离职。

 

        人才的流动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不解决自我创新判断和汇聚机制的问题,不正常的流动就会越来越多。

 

        清华大学美女海归教授颜宁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引发了媒体的一阵骚动,后来她本人出来辟谣说普林斯顿大学是她的母校,回到母校任教是她多年的夙愿,没有任何“负气出走”一说。

 

        我曾在一些管理培训课上讨论离职管理的时候提到:所谓“离职沟通”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别以为人在走的时候能有几个真会讲实话的。根本不用去问离职者,想都想得到别人会说什么。谁会在已经决定要走了的时侯还去讲得罪老东家的话?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颜宁。2017年5月7日从清华大学证实,颜宁已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受聘该校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

 

        清华也是颜宁的母校,而且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满怀少女青春梦想的本科时的母校啊,是不是?人家话都已经说得白到这个份上了,还需要说得更直白吗?

 

        当一个人决定自己人生前途时,虽然一些临时的事件会有很大影响,但一般情况下会综合考虑很多因素后才会下决定。

 

        作为学者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自己的学术前途。一个从普林斯顿大学回到清华的学者,如果在她旁边一个办公室的教授做出的最新研究论文,要交到美国去审稿发表,远在美国普林斯顿老同事比自己还先看到。而且人家普林斯顿可以有审稿特权的圈子里发生的最新进展,但你却要申请出国差旅费才能去听到,本来在普林斯顿时走路过去听就可以了。

 

        你的学术水平再高也不是神仙,老是比别人晚才能得到最新的科技研究信息,怎么可能保持自己的学术优势?而且这种局面竟然是中国上到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下到每一个大学、学院、研究团队一边高唱创新,一边极力维持的制度。

 

        如果是你,你不觉得郁闷和绝望吗?而且新的研究项目的立项基本规则就是只许模仿,绝对不容许有原创的东西。既然如此,你待在清华干什么?但回去了能说实话吗?还不得被祖国人民骂个半死。

 

        能回国的绝大多数人真的都是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越是出国很久的人往往越爱国。

 

        “不要问中国有多少问题!而要问您能为中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已经被称为是”饶毅之问“,相信颜宁在回国前象很多海归一样被这样的问题揪心。

 

        但他们的能力也都是有限的,改变不了太多东西。即使发现了问题,走了也就走了。所以,只能强忍着对祖国的爱把任何想说的话都烂在肚子里吧。

 

        在过去,就算完全无任何新意地把国外已经搞过的东西重新再搞一遍也没什么,甚至可算是“填补国内空白”、“培养了一批相应领域国内急需的人才”。但是,中国要从跟随转向领先,你再这么搞,意义和价值何在?

 

         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一句让中国人很不舒服的话: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我们拿什么回击这种预测呢?当然你也可以说,咱不理她不就得了,凭啥把这话那么当真?但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这些早已经是被中国人讨论烂了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了吗?丝毫没有。

 

         明白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会在出席上海“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说——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文章链接:徐匡迪: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


         “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

 

          这句话是当着很多其他院士和专家的面说的,得到很长时间的掌声。

 

        本文中谈到的大量”怪异之极问题“其实并不新鲜,中国的学者们普遍都知道,问题只是在于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

 

如何冲破屏障?
 


 

        要想形成真正具备科技创新的机制从原理上说并不难,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让科学本身的逻辑和规则来起作用,而不是权力、功利、传播、人情等等的与科学无直接关系的人为规则和逻辑。

 

        后者当然不可能完全回避,但问题是不能让他们起决定性的、甚至唯一的作用。

 

        国外是如何做的?他们有很多是通过专家的个人推荐进行判断的。连学校对学生的录取也大量依赖个人推荐的方式。

 

        这种方法要有效,前提就是这些个人头脑中存在着这些判断标准,并且是以一种文化和传统的默认方式真正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在中国也搞专家推荐就会完全走样。

 

        SCI、EI发的论文就靠得住吗?在娱乐圈打榜要靠实力,同时也是有技巧的,别以为科技界就与娱乐圈能绝对不同。但凡是有明确指标的东西,中国人都能有极聪明的办法造数据去迎合或绕开规则。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的评价指标,中国人就能想得出办法污染它的真实性。

 

        国外专家的头脑中怎么就会有这种可信赖的科学判断标准?这就像中国人头脑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一样,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表面上看西方国家的学者们经常在反思理性文化,在突破“传统思维”,其实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还是深陷在那一套思维方式中。

 

         这是不是有些让人绝望了?当然不是,挑战同时也会是机遇。

 

        如果我们缺乏这一套深入西方学者骨髓的传统和文化基因,那就得想办法更深入地研究,把深藏在西方学者头脑中、潜意识、基因里真正起作用的“科学精神”“理性传统”“科学文化”等全都彻底搞清楚,变成形式化的、可操作的东西。

来源:纯科学 | 作者: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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