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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共中央的“第一支笔”,死亡瞬间细节曝光,生前自称罪人!

2018年01月04日 00:31:00 浏览:43446次 来源: 水煮历史 供稿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原文文摘自《陈伯达传》, 叶永烈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原题《“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之死:无讣告,无悼词》(有删减)

 

 

        1989年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在家中吃饭时,突然去世。根据叶永烈所著的《陈伯达传》记录,在陈伯达去世当时,身边陪伴的是其儿媳小张,她披露了陈伯达去世一瞬间的场景。另外,叶永烈为编著此书,在陈伯达去世前,曾对其进行过大量访谈。对于“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陈伯达不胜感叹地说: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节,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因为我从有关部门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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